价值取向的错位
金丹元,田承龙
作者简介: 金丹元(1949- ),男,上海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电影学、艺术学研究。
田承龙(1989- ),男,山东淄博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在电影产业化的当下,为应对市场的多重需求,由以往电影类型重组或转化而来的新类型电影不断涌现。然而,新事物往往也会伴随着新问题。从我国类型电影重组的时空和文化语境出发,进而分析和反思类型电影在重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弊端,同时对在电影类型重组过程中如何兼顾商业性、文化性和审美趣味,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挑战,又如何坚持正确的社会导向来抵御以好莱坞电影为首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等问题上,作出一些思考。
中图分类号: J912
文章编号:1007 – 6522(2017)03 – 0072 – 09
当旧有电影题材和类型渐渐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由以往电影类型重组或转化而来的新电影类型就会及时补位。这是时代变化与审美消费转变的产物,也是市场新动向、新追求的具体反映。然而,一种价值取向上的错位却也伴随电影的类型重组而生:一方面,票房收入很高;另一方面,意义、思想和审美不断被弱化、消解。长此以往,又必将导致我国的电影创作与电影的艺术性及应有的文化指向渐行渐远。同时观众也极易在随波逐流中产生各种文化与审美上的迷惑,迷失在不知所云的类型“电影超市”里,失去品鉴真正艺术电影的机会。
当下,中国电影进行产业化的结构调整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然而,在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进程中,以往主旋律电影所传递的社会导向因与一些青年观影者的娱乐性消费需求不完全相吻合,艺术电影因自身独特的小众定位而存在传播瓶颈等,这些都使得一些特定类型、题材的电影正在逐步失去它特有的魅力,最终甚至逐渐被边缘化。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由以往电影类型重组或转化而来的新电影类型,以一种新商业电影的面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纵观目前我国电影市场上出现的类型重组电影,常见的主要包括用高科技电脑特效包装的中国魔幻大片,如《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封神传奇》《钟馗伏魔:雪妖传奇》等;类型杂糅的喜剧片,如混合悬疑片、侦探片和喜剧片的《唐人街探案》,杂糅了网剧、古装片和喜剧片的《万万没想到》,喜剧与科幻相结合的《不可思议》;半武侠半动作的现实主义打斗片,如《箭士柳白猿》《师父》《火锅英雄》《老炮》;都市、喜剧和爱情相混合而产生的小妞电影,如《新娘大作战》《小时代》系列等。它们在力图实现不同电影类型重组以及不同价值观念整合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电影市场的多向需求。讨论中国电影类型重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笔者认为主要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首先,多元电影市场的呼吁促生电影的类型重组。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和银幕数激增。全国电影总票房从2002年的8.6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14年的逾296亿元人民币,后者是前者的30多倍。《2015年中国产业研究报告》数据(图1)显示:到2015年,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超过440.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7%,年观影人次超过12.6亿;从银幕数量上看,2001年至2011年,中国用于商业运营的电影银幕数上升到1万块;2012年至2014年,中国进入了2万块银幕的时代。数据显示,到2014年底,中国银幕总数已达2.36万块,当年日均增长15块。以北美地区稳定在4万块银幕作为参照系,按照中国银幕块数的增速来推断的话,中国有可能会在3至5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我国电影产业规模与我国观众的电影消费需求共生共长。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近年来,我国国产商业电影屡破票房纪录,从早期以票房破亿为目标的贺岁片到票房达2.4亿的《英雄》,从票房达12.6亿并引起现象级讨论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再到票房达24亿的《捉妖记》和票房达34亿的《美人鱼》······用“火爆”一词已然不足以形容我国过热的电影市场,电影产业甚至已成为一个疯狂的行业,吸引了无数圈内外、科班或非科班出身的掘金者纷纷试水。例如当下业界普遍存在的跨界导演现象,作为创作主体的演员、作家、歌手或主持人,他们凭借各自已经具备的明星效应以及强大的粉丝团来涉足电影的创作与宣发,从而将明星资本利益最大化,无疑是大多数跨界导演的创作初衷。在这样过热的市场下,几乎每部拿到龙标,在院线抢到排片的电影都可谓已距商业上的成功仅咫尺之遥。这时候,一部传统的单一类型影片,并不如一部在价值取向上相对多元、在类型题材上相对融合的更符合现实主义真实逻辑的影片更受观众青睐。繁荣的电影产业以及跨界的从业人员共同形成了今天中国多元的电影市场,而如此多元的电影市场正为电影类型的重组或转化提供了温床。
其次,对电影消费诉求的变化也是电影类型重组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看电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乐于接受和参与直接体验的带有时尚色彩的娱乐形式。不仅在大城市里,在收视率较高的各种电视频道、栏目的推荐中,关于各类导演的各类趣味性话题,电影的文化渗透性已在四处蔓延;即使在小城镇中,时尚化、娱乐化趋势也在悄然改变着人们对社会、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年青一代对新奇、刺激画面的追求反过来又推波助澜地促成并加快了电影类型的分化和重组。如前所述,2015年我国观影人次已达到12.6亿。现在的观众不用亲自到售票厅看排片表,仅通过一系列手机应用软件便可对时下电影的排片上映情况一目了然,选片、定场次、在线选座乃至购买预售票都能在手指下的方寸之间即刻解决。购票看电影的便捷自然也催生了对影片随机选择或临时性跟着感觉走的新大众化倾向。他们根据自己所喜欢的电影类型、崇拜的电影明星甚至是推崇的电影导演来决定自己的观影行为。今天观众的电影消费需求越来越专业化、分众化、多元化。因而,以往对电影消费诉求的分析,也已不能准确反映今天的情况,这就需要电影制作的创新,并且创新本身就必须从新的类型和题材上的融合与突破起步,而不是单纯的划分商业片与艺术片。正如贾磊磊所说,其实电影的优秀与否与电影本身的类型和题材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我们不要以为决定了电影的创作题材就决定了电影的价值所在。电影题材只是确定了电影艺术的表述对象及叙事的涉及范围,而这一切并不能够直接决定影片的任何价值——不论是商业的、审美的还是认知的”。[2]相较于电影的题材和类型,通顺、成熟的电影叙事才是影片成功的基础。也因如此,单一类型化的市场策略或题材化的政策导向都不是电影发展的首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曾说过:“我一直认为,娱乐性和思想性并不存在天然的矛盾。娱乐不排斥思想,有思想深度的娱乐是有品位的体现;思想也不拒绝娱乐,以轻松活泼的方式阐释思想、传达思想,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正是在观众对电影消费诉求点的更迭变化中,当下兼顾商业、意识形态与艺术审美的类型重组开始频现,并成为当下中国电影一道新的亮丽风景。
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类型重组给我国电影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在重组电影类型的过程中,不乏同时取得在思想、商业和艺术三方面成功的电影。如,徐皓峰的《师父》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从中国电影最引以为豪的武侠功夫片着手进行改良。《师父》将传统硬派热血的江湖恩怨转移到一种对现代性危机的解读上,影片在表现功夫武侠的基础上甚至还带有一些纪录片的性质,对天津的武行、脚行、军界和政界分别作了概略式的呈现,使得《师父》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独属于天津的武术与人文所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电影《刺客聂隐娘》则将江湖的“鲁莽”与恩仇融入中国古典山水画和昆曲的意境中,影像风格取法国画的“工笔结合”,色彩构图致敬敦煌壁画,将中国文人对“禅”的表达与“淡”的追求投射到刺客聂隐娘身上,表现出一种与以往武侠电影着力表现打斗的不一样的“剑道”。近日受到学界和观众广泛好评的电影《湄公河行动》以及徐克的3D版《智取威虎山》和吴京的《战狼》则将传统带有主旋律色彩的电影叙事与动作、冒险、枪战等好莱坞式的冒险场景结合,既满足了喜欢不同类型电影的观众的心理预期,也有效整合了不同年龄段观众审美需求的商业化包装。以上影片均在票房、艺术性以及思想性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不仅说明观众群对融艺术性与娱乐性于一体的类型电影具有广泛的兴趣和极大的接受度,而且,从中也不难看出传统的类型电影以及电影类型的划分标准已不能满足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中国电影的发展需要,也无法满足当代电影观众的多元化娱乐消费需求。电影市场的日益多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单向的电影发展模式难免捉襟见肘,被淘汰似乎已成必然。
中国电影的类型重组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电影产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快速发展的电影市场得到一定的充实。然而,在新类型片大放异彩之时,电影创作中诸如票房至上、精神溃散、重形轻意等弊端开始有所抬头,人文意识被一味地娱乐化,流俗、低俗、通俗混杂的现象层出不穷。使得一些类型重组的电影陷入一方面票房收入很高,另一方面意义、思想和有“意味性”的审美情趣则在不断被弱化、消解两种情况并存的价值悖论中。这种价值悖论普遍存在于诸如新武侠电影、新喜剧电影、新青春电影等各个片种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俨然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电影发展的世纪病。
第一,票房收入与社会效益的不平衡。票房收入当然是电影产业化一项具有说服力的指标,然而一味地追求票房,而置电影的社会效益于不顾往往又是在电影类型重组中所必须遏制的现象。电影往往能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的导向和心理感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最能感染、影响年轻一代思想和思考方式的艺术种类,电影对于时代的精神走向更应起到一种积极的引领作用,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布局和年青一代的审美心理产生系列性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并非一味地政治化、标签化,而是要能传递艺术的某种精神向度,某种有意义的趣味,提供人性化的审美参照,或能引发人们对生活、对社会深层次的思考;而非把影像纯粹地游戏化、碎片化,或不知所云。在电影产业化发展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投入电影市场。而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特别是在强大的市场压力下,追求自身的商业价值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迎合低俗流向的单纯为获取商业回报而预设的回报标的或者盲目的资本操作,在某种程度上逐渐绑架了中国电影。如今,把电影当作“玩票”,纯粹视电影为生意的投资人越来越多。一些所谓的“电影人”只看片酬,不看剧本,不断供应着所谓有票房的、人所周知的“烂片”。即使是曾有一些好评或争议较大的电影,诸如《富春山居图》《恶棍天使》《封神传奇》《横冲直撞好莱坞》《小时代》系列以及《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等也大多带有类型重组后的这类性质。于是观众一边骂,一边自掏腰包进入院线。
第二,“三俗”虽已被批了又批,但其风气之盛却始终不见减弱,这也在文化氛围和文化共享层面上,致使类型重组中的人文意识淡漠和艺术格调式微。在电影追求商业利益的操作中不应放逐电影艺术本身应有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蕴。这本是任何艺术都应恪守的基本要求。即使是欧洲电影、好莱坞大片,真正有感染力又具有一定商业回报的影片,恰恰也都是首先看重艺术性和特定的人情味,包括美国当下大量出产的科幻电影,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科技信息,电影本身的科技含量也很高。其实好莱坞的新科幻电影也是一种重组后的新类型电影,它们所蕴含的新的理念和新的哲理思考为人们提供了许许多多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今天的科幻电影“幻”的成分已渐渐减弱,而“科”的含金量在大幅度提升,如强化了对外太空的探索,对生命科学的拓展,对新技术、新材料进入日常生活的展现,并由此而生发人们对于传统哲学、伦理学乃至人自身的一般性认知的怀疑、冲击和叩问。而反观我们的市场,近年来许多混合性类型的出现,虽在票房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其价值取向上的模糊甚至混乱,反而使得中国电影的艺术格调、审美趣味严重后退,把“好看”“时尚”的定位搞乱了,连西方的影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并嗤之以鼻。
其实,每个国家的电影都在自然而然地传递着本国的价值观,无论是好莱坞电影所宣扬的美国精神,还是日本电影从“菊花与刀”的影像中所传递的大和民族的个性,它们在获取电影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自身文化的普世化和人类性诉求。目前,在中国电影重组类型的过程中,应有的人文精神似乎被流俗、低俗的台词和一味追求人物造型的所谓靓丽另类所淹没,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低级“山寨”味。在新武侠片中,对历史依据和时代特征胡编滥造,随意改写,在影片拍摄上一味关注光影场面能否营造视觉冲击,而对最起码的历史常识却一再戏说、歪曲、误读甚至恶搞的现象比比皆是。如《道士下山》这部杂糅了武侠、动作和伦理的类型重组电影,尊师重道的主流观念与彭乾吾卑鄙的“师父”形象相冲突,却同时模糊了电影本身所应表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喜剧电影也是精神文化式微的重灾区,大量缺乏文化担当力的“缺钙”喜剧电影铺天盖地,庸俗的娱乐化呈现似乎成了目前喜剧电影存活的法宝。如果一部影片只是强调无原则地追新求异,刻意重组类型,过分放大自身的商业属性,把思想内涵架空,必将导致电影本身失去作为艺术品的资格,更意味着我国电影将会在世界文化软实力之争中失去优势。
第三,“形大于意”的图像崇拜开始成为重组类型电影发展绕不开的话题。苏珊·朗格说:“技术是创造表现形式的手段,创造感觉符号的手段,技术过程是达到以上目的而对人类技能的某种应用。”[4]随着绿幕、动态捕捉、VR虚拟成像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以及无人机、机械臂拍摄等电脑数码软硬件的易得化、简易化和平民化,“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画面场景呈现已不再是电影制作的难题。借助科技的力量,电影的类型重组可谓如虎添翼。科幻、动作等以往拍摄要求较高的技术手段也都被应用到各种类型电影的拍摄中,与喜剧、爱情、侦探、武侠等类型电影糅合,在种种类型电影的重组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奇观。
如图2所示,据中国票房网发布的2013年2015年中国内地暑期档电影类型票房占比图可以明显地看出,魔幻、科幻等需要大量电脑数码技术的电影类型开始逐渐占据当前的主流电影市场。近两年上映的《封神传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四大名捕3》《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钟馗伏魔:雪妖魔灵》《道士下山》《师父》等影片,其中很多场景和动作均或多或少是借助高科技手段得以实现的。更有的影片直接雇佣世界顶尖的特效团队,基本上是按照好莱坞商业大片的特技来打造奇观化场景。影片中的“侠客们”可以飞檐走壁,呼风唤雨,上天遁地,宫殿金碧辉煌,随意变化······高科技的使用让电影的叙事能力和呈现能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然而,在视觉狂欢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被技术绑架,越来越多的电影观众被视觉奇观裹挟。美国学者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曾指出:“所谓技术垄断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5]很多重组类型的电影在创作时忘却了讲一个好故事是叙事与结构的第一要义,使自身陷入到“技术垄断”中难以自拔,形式与内容之争不得不被重新提上台面,展开争论。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早就从另一个维度对形式与内容这一问题作出了阐述:“武侠电影是东方电影类型中少数的以动作形式见长的类型,即观众对这一类型的兴趣与创新期待集中于武打场面和武打动作的奇观化效果,而孕育了其表现形式的题材和故事模式的创新反而被忽略了,因此形式与内容的割裂关系相当明显,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形式即内容,而这又成为类型被低估的重要依据。”[6]形式与内容不能割裂是艺术文本的基本诉求,但在以技术为载体的奇观化图像崇拜之路上,这一最基本的准则却正在被一些热衷于商业化操作的电影人渐渐遗忘。而这背后,揭示了技术压倒人文意识,炫技挤占文化内涵的重组类型电影发展之殇。
图2 2013-2015年7月内地暑期档电影类型票房占比情况
激烈的市场竞争自然需要中国电影作出相应的转型,不同电影类型的重新组合、不同价值观念的再次融合是电影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观众审美消费朝着多元化转向的需求。然而,在当下的类型重组电影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又反映了电影业界由来已久的焦虑性诉求:既想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获得高票房,又希望赢得较好的口碑。但这两者要同时兼顾到位,那就必须从剧本、调度、制作到表演的整个过程都要花大力气,下真功夫。目前中国类型电影的重组是否合理,应如何来规范并提升各种类型重组后的新电影样式?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在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
首先,要潜下心来写出好的本子,要讲好既能体现中国特点,又贴近时代和现实生活的各类故事。没有好的剧本,一切都无从谈起。剧本是一剧之“本”,不能急于求成,随心所欲地敷衍了事。而应慢工出细活,认真做好最起码的案头工作。艺术品的出产必须精心打磨,反复推敲。类型电影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电影创作者的思想,丰富了电影讲述故事的办法。然而,部分影片存在的诸如剧本低幼化、逻辑混乱、价值观暧昧等弊端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封神传奇》,因其任意胡来的剧情、令人惊讶的服饰造型、网络感十足的台词和直接抄袭《魔戒》《星球大战》的场景,遭到了从专业影评人到普通网友观众不同程度的“口诛笔伐”。“古人说今话,天子行民事”的浮夸表演和浅薄呈现使得中国传统经典文本被恶俗地颠覆了,同时也误导了大批年轻观众,导致青少年对我国传统经典故事产生幼稚、肤浅的理解。又如《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这两部大投入的魔幻大片,绚烂的电脑特效和价格高昂的服装造型想要服务于一个怎样的故事,观众们没看明白,估计电影主创人员自己也不是非常明确。好莱坞式的视觉奇观裹挟的是对中国经典名著的肤浅讲述,甚至是错误的讲述,这是一种十分不明智的做法。它也说明编者在对经典传统文化的吸收和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不少人甚至在IP大行其道的当下,仅凭着一个人名、地名、一本书名、一首歌曲名就开始抛开原有的文本而作出“重构”,这样就必然导致新故事漏洞百出,逻辑不明,出现为迎合段子而生硬地拼凑桥段等弊病。一方面将古典传统名著文本低幼化,一方面又将“廉价”的剧本硬套上好莱坞的电影特效。笔者认为,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生产出的必然是不伦不类的“洋泾浜”式的影片。
其次,现实题材的电影要敢于揭示现实中的矛盾和普遍性的困境,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由此引出看点,关注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和人的情感释放;历史题材的电影,当然首先要能体现出基本真实的历史背景,能见出历史发展的逻辑,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叙述中,让人们重温历史,进而反思历史;武侠电影需在“刀光剑影”“爱恨情仇”的交织中,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里独具特色的亮点,使之在寻访中国侠义精神的同时,看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凝聚力。类型电影的重组或几种传统类型混合,既要体现出重组的新意,也要照顾到几种类型的基本特点。其实,不论是传统电影的创作,抑或是类型电影的重组,其品质均取决于电影人的文化素质、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只有掌握各种类型片的基本特征和叙事元素,从中寻找到不同类型影片的契合点和连接点,才能“调制”出更具魅力的新类型电影。一些电影人已经在类型融合的路上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奉献了不少广受好评的影片,如融合了喜剧、探案、谜题、宗教等不同类型的电影《唐人街探案》,人物前史非常扎实,角色人物鲜活饱满,又可以沉得下来,肖央、王宝强等演员所塑造的角色笑料十足;同时,喜剧叙事与本格推理在电影叙事中相互缝补裂隙,拍出了中国电影中那种不同于美国影片中的人性和人情味。[7]最近口碑、票房颇高的《湄公河行动》则将主旋律影片的主旨用商业片的外壳来包装,打破了以往有关部门“命题作文”的电影创作思路,借用警匪片、动作片的叙事方式来讲述境外禁毒与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与之类似的还有之前的《战狼》和《智取威虎山》两部影片,都是将动作、枪战等某些好莱坞商业片的表现元素与主旋律题材影片相嫁接,在给观众呈现淋漓尽致的枪战动作场面的同时,传递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主旋律精神。此外《刺客聂隐娘》《危城》《快手枪手快枪手》等影片也都在其他电影类型的融合中作出了自己的探索,也可以看作是我国电影类型重组之路上品质不错的作品。电影人只有深谙各种类型影片原有的特点,并将不同的类型和题材合情合理地组织在一起,类型电影的优质重组才能得以完成。
复次,要适当地减缓类型重组电影发展的速度,在探索中提高质量,不断调整。2016年,我国内地总票房为457.12亿元,虽然相较于2015年440.69亿元的全年总票房有所提升,但是,2016年全年票房的同期增幅仅有3.73%,完全无法与2015年48.7%的全年票房同比增幅相提并论。这或许与忽视影片质量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同时,过快的发展速度也使得产业内部各环节的协同衔接备受考验。笔者认为,重组后的新电影自身应该有一个逐步积累、相对稳定的过程,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而不宜任意地宣告这就是一种新类型的问世,否则“流行”一时的结果就会变成今日是网红,明朝即凋零。
最后,类型电影的重组不能被资本所绑架。目前,我国电影产业新力量不断涌现,出现了大量新导演、新编剧、新制片人。源自网络的流行时尚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被注入不同类型电影的创作中,我国电影类型的重组工作可谓热闹非凡。然而,为追求电影产业的发展速度以及赢利的最大化,纵观近年来我国的院线排片不难发现,资本几乎一窝蜂地追捧这几类电影——高科技包装的高概念中国魔幻大片、类型杂糅的喜剧片以及半武侠半动作的打斗片。而一些极具艺术水准的电影则被极大地限制排片量,甚至直接不予排片。2016年5月,电影《百鸟朝凤》出品方之一、劳雷影业总裁方励向院线下跪求排片的事件,就表达了一些有着一定电影追求的人对商业电影挤压文艺片生存空间的控诉。此外,资本的操控也导致了影视剧明星、娱乐明星的出演费用无节制上涨,占据电影预算的比重过大。如饶曙光所言,如今电影业界一、二、三线的明星均已签约满档,面对资本的抢占,在中国电影市场“抢人才、抢地盘”的趋势愈演愈烈,导致明星片酬只增不减,而电影的核心剧本花费只减不增。相较于把主要目光放在票房收入上,电影从业者们无疑更应关注如何提高重组类型电影的质量,以及如何合理分配电影前期投入的比例,否则,就必然会出现宠坏了“明星”,削弱了文本,败坏了风气,造成电影创作本末倒置、无所适从的窘境。
总之,中国电影正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行。类型电影的重组或融合,是当今时代变化的需要,也是电影产业化日趋成熟的体现。当下重组中的类型电影所面临的诸多困惑是显而易见、不容忽略的,它需要业界、学界和观众的共同关注,一起加以纠偏。但首先要加以特别反省的,当然是各路电影人的文化自觉。不然的话,中国类型电影的重组怎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电影又怎能拿出去,在国际市场上与“他者”一较高下,并赢得海内外更多观众的点赞?这是非常令人担忧和疑虑的。